只有处于一个能够熟练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智慧司法环境中，才能让诚实守信，敬畏法律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觉行为。

    有记者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获悉，今年上半年，北京法院执结标的额480余亿元，拘留331人次，限制出境2069人次，限制高消费17854人次，经过协调，目前已顺利实现北京房产在全国范围内的网络查询，通过支付宝查询被执行人联系方式和住址的功能也已正式开通。此外，失信被执行人在本市购置机动车也即将受到限制。

    近年来，由于部分人丧失诚信意识，加上人口流动性加大，故意赖账不还，甚至拒不履行生效法律判决现象非常突出。这既导致债权人或受害者的权益迟迟得不到有效维护，又导致法律权威和司法公信受损。该现象如不得以尽快改变，显然无助于树立人们对规则和法律的信仰。而开通支付宝找“老赖”功能，无疑可形成全面围剿之势，最大限度压缩“老赖”的赖账空间。

    所谓的支付宝找“老赖”功能，主要指法院通过支付宝账户查询被执行人的联系方式和住址。应该说，该功能的开通对提高失信成本具有重要意义。要知道，之前由于交通欠发达，人口流动性差，人们逃避责任的空间十分狭小，执法者可以轻而易举地在居住地查获“老赖”。而如今，交通和通信更发达，人们的流动成本更低，“老赖”规避责任的途径更多。在一个地方赖账不还后，完全可以逃避到其他地方工作生活。这样一来，不仅其面对熟人社会的道德压力更小，且被查获的概率降低。

    也就是说，如果依旧依赖于传统的执行措施和执行模式，而不创新思路，向“互联网+”背景下的大数据技术求解，就等同于牛栏关猫。这显然与依法治国背道而驰，并无利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。众所周知，法律的权威和作用通过裁判得以实现，任何一份生效裁判都是对法律进行严格适用的结果，对生效裁判的执行就是对法律的遵守和执行。无视生效裁判就是对法律的蔑视，恶意赖账就是最大的不诚信。要是因为变换了职业、更换了居住地就能逃避责任，显然是对法律的莫大讽刺。

    要想改变这一局面，就得充分发挥技术优势，要求一切掌握“老赖”行踪的组织向法院提供相关信息。一般来说，“老赖”为逃避责任，可能会更换手机号码和联系地址，但一些人尤其是年轻群体往往离不开网购。他们向司法或执法机关隐瞒联系信息，却会如实告知电商平台，否则就会面临无法收到货物的风险。加之手机实名制、网络实名制、银行账户实名制的作用，利用大数据技术，很容易锁定“老赖”的具体行踪，进而查获这些“躲猫猫”的赖账者。

    长远来看，仅仅开通支付宝找“老赖”功能是远远不够的。互联网已经成为很多人工作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，且互联网又会留下蛛丝马迹。因此不仅应全面推广这一措施，还有必要授权司法机关在必要时介入所有互联网平台的数据库，以此提高司法效率和办案质量。

    现实中，网购平台并非仅此一家，此外还有外卖平台、物流平台，要是能够综合利用这些信息，无疑有助于精准查找“老赖”，密织惩戒失信的天罗地网，进而让挑战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的“老赖”寸步难行，无处赖账。